法國是首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1964年中法發(fā)布的聯(lián)合公報猶如一記驚雷，打破了美蘇冷戰(zhàn)的凌冽氛圍，由此引發(fā)的輿論反響一度被媒體稱為“外交核爆炸”。

　　不過，雖然從表面上看，中法簽署聯(lián)合公報可謂是“火速”，但圍繞著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有關各方的背后斗爭卻是錯綜復雜，這其中還少不了美國的橫加阻撓。

　　新中國成立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作為西方盟國的重要一員，在經(jīng)濟、外交和軍事上都離不開美國支持，故而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雖然做出過一些試探性努力，但均因為不敢得罪美國而放棄。

　　1958年，奉行歐洲自主的法國二戰(zhàn)英雄戴高樂重返政壇后，中法關系的僵局出現(xiàn)了細微松動。

　　戴高樂具有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曾提出了法國不能當美國的“衛(wèi)星國”、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等口號，故而戴高樂甫一上任就針對美國對歐洲的控制屢屢向華盛頓發(fā)難，到1963年美法關系幾乎處于破裂邊緣。

　　對于戴高樂來說，如果要想讓歐洲擺脫美蘇控制、增加法國在歐洲和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他就必須要聯(lián)合一切可以聯(lián)合的力量——為此，戴高樂曾多次強調(diào)過，“從總體上來說，實現(xiàn)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是不可避免、且有必要的”。

　　隨著法國于1963年徹底解決了阿爾及利亞問題，橫亙在中法關系正?；g的其中一道障礙已被排除，于是戴高樂便邁出了試探性一步——1963年8月，戴高樂委派的特使、本應該在休假中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向中國駐瑞士使館發(fā)出訪華請求。

　　在會見中方官員時，富爾拋下了“私人訪問”的偽裝，明確表示他此行是受戴高樂委托、希望與中國領導人商討實現(xiàn)中法關系正常化事宜，一場“外交核爆”即將被點燃。

　　1963年10月，戴高樂的特使富爾抵達中國并獲得周總理接見，雙方立刻就中法建交事宜展開會談。

　　富爾首先表達了戴高樂有關過去法國沒有承認新中國“是個錯誤”、不支持“兩個中國”立場等態(tài)度，但在具體的建交事宜上，富爾仍想拿著臺灣問題討價還價。

　　他提出法國愿意承認新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立場，但因為二戰(zhàn)歷史因素，戴高樂“不愿突然割舍”與蔣介石的聯(lián)系。

　　此外，富爾還聲稱他希望中方在“戴高樂準備采取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步驟時，不要強加令他不愉快或丟臉的條件”。

　　對此，周總理也明確表達了中方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如果戴高樂覺得時機尚未成熟、還有困難，我們愿意等待”。

　　雙方談判就此陷入僵局，最終還是周總理考慮到戴高樂主動遞出的誠意，在堅持中方原則的立場上提出了一個變通方案，即中法可以先將建交程序提上日程，法國應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地位，并“自然”結束與臺當局的聯(lián)系，但如果法方在此期間仍不與臺當局斷絕往來，中方則立刻中斷建交程序。

　　之后周總理的這項提議被擬成為《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并以書面形式由富爾帶回法國給戴高樂復命。

　　周總理的方案受到了戴高樂的歡迎，隨后他指示法國外交部繼續(xù)與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接觸，中法雙方最終商定于1963年12月在瑞士舉行正式建交談判。

　　“怎么提升在九游娛樂的游戲體驗？”

　　雖然戴高樂秉持歐洲自主原則，但在外交大方向上仍繞不開美國，故而當中法接觸、建交的信號越來越明確時，美國自然相當惱怒，并串聯(lián)臺當局加緊了破壞行動，打算在中法建交之際給戴高樂難堪。

　　對此，中方也早有預料。1964年毛澤東在接見到訪的法國議員代表團時重申了中法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要求法方“不能學英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tài)度”，如果法方不把事情講清楚，“中國不會接納法國的大使，也不會派大使到法國那里去?！?

　　隨著中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法國的態(tài)度也迅速明朗起來：1964年1月，戴高樂先是派人通知了蔣介石中法即將建交的情況，要求其撤走在法國的人員；

　　同年2月，法國政府向臺當局下“最后通牒”，表示即使臺當局賴著不走，法方也將斷絕雙方關系，最終為避免自己丟人的臺當局于2月11日宣布與法國“斷交”。

　　臺當局的失敗掃清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道障礙，美國對此也無可奈何，此后中法建交進程變得一帆風順起來——1964年6月，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zhèn)抵達法國，中法建交進程宣告圓滿完成。

　　“怎么提升在九游娛樂的游戲體驗？”

　　作為首個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戴高樂的抉擇被西方輿論稱為“突發(fā)的外交核爆炸”、中法“在美國密不透風的鋼板上撕開了一道裂縫”，不僅沉重打擊了美國對華孤立政策，并帶動了意大利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相繼愿意與我國商討建立外交關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